辦公室的窗台一直保有30年前台北的模樣，台灣新浪潮電影獨有的光線。最近要移座位，讓我想起一件發生在國中，很「楊德昌」的事件。
國中有位美術老師，長得小巧可愛，記得有些馬來西亞口音，曾在班上稱讚我的作品。那是一個用任何媒材描述「味覺」的作業，我好像畫了一串從人間跌到地獄的蘋果，從紅色、變紫、變青、變黑...，此刻看來有點cliché的符號，還有少女很假掰的延遲攝影構圖。
「有超過高中美術班的水準。」老師這樣一說，班上幾個搞笑的男生開始鼓譟，我心裡想，靠真的假的，可能是因為童年有些陰暗經驗，導致我除了打球之外沒有太多陽光表現。基於一個國中女孩的虛榮，一些闇黑的東西被公開表揚，心裡還是誠實歡呼了一下。這就是厭世爽。
後來老師要我再畫一件「誇張式」的創作，說要拿去比賽。記得那時候比較有氣質的女同學訓斥男同學喜歡說「你很誇張耶」，我的話就會直接說「幹」。汲取氣質同學的靈感，後來回家就畫了一張自己，頭很大，身體很小。
交出去之後，我就忘了這件事。記得是剛轉學不久，家姊美麗惡勢力在新學校尚未成形（意指全校還不知道我是家姊的妹妹），人生首度被排擠，所有的心思都在體會第一次很形式主義的霸凌，印象最深刻是座位抽屜被灑滿類似詛咒你家死人的白雪花。青少年的鬥爭真的好青澀、遠看就像一件沒指望人看懂的創作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們得知這位美術老師的丈夫因為和朋友做生意的糾紛，被殺了。當場死亡。說是那朋友最後抓狂，把準備好的刀直接砍在他的心臟上。我那時候想，老師怎麼辦，一邊想像刀子砍在心臟會有多痛。倒沒怎麼去想，那朋友到底怎麼了。
這幾天看完一輪楊德昌的所有作品，和最近生命再度重演的事件，突然體會 "suffering" 中傷與痛的分別。
痛是一個暫時的徵狀。傷卻是一個不斷奔跑的事實，真正的存在，其實不能被撫平，只能被接受，方能停止逃脫。而多數觀想的重點興趣（特別是媒體）偏好旁觀他人之「痛」遠多於「傷」，只追表面徵狀，因此那些奔跑的事實被鞭打得越來越遠，像病毒的變異一樣，最後變成一個社會都不認得的樣子，但其實兇手就是這些觀看與敘事。
虛擬就是網路霸凌，實體就是街坊霸凌（三姑六婆屬於這種），無所不在。要扭轉這樣的敘事，像搞一場文學革命一樣浩大。幹。
因此《牯嶺街殺人事件》說的不是小四殺了小明、《恐怖份子》也不是男醫師殺了誰，其實是批判時代殺人。楊德昌透露時代中各種形式的傷，關於見血的時刻，"it’s not a matter of if, but when."
美術老師好一陣子沒上課。記得她後來回到班上，和我們說對不起，她沒有心力處理比賽的事。我那張頭大身體小的誇張自畫像，可能一直躺在某個地方。老師說話時，眼睛沒辦法直視我們，在手上的資料裡來回掃蕩。
